受害到生還
–談性虐兒童重新得力的輔導過程
李開敏
中文摘要
本文嘗試從臨床實務者的角度，提出兩個兒童性虐的輔導過程，希望藉由忠實的第一手資料
(社會局個案記錄、輔導過程記錄、當事人的創作加上學校老師的回饋等)，反映出兒童在性虐創傷後，從受害到生還的心理與社會轉換過程。為了深入探究兒童性虐輔導，作者除了就兒童性虐心理創傷
(包括創傷後壓力疾患)、影響、復元和治療做相關文獻整理，並提出兒童性虐的權力核心問題，就「激力」(empowerment)的概念，在社會工作傳統中溯源且加以闡述。最後配合輔導處遇，整理出六項「激力」在兒童性虐輔導中的運用要點，以呼應性虐兒童超越受害的無力自憎，重新得力(被激力)後進入自尊自主的復元過程。性虐是兒童虐待中最隱諱的禁忌問題，然而資料顯示，性虐的廣泛性不低於肢體虐待，國內兒童性虐的報案率也在增加。本文介紹的及時短期彈性外展式的個別輔導盼能更普及化。文中社會局社工員個案管理角色以及跨機構合作，都是落實兒童保護的關鍵所在。對個案中潛藏的忽視、家庭失能、貧窮等問題更值得學界、實務界深思。
關鍵詞
兒童性虐
(child sex abuse)，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受害者(victim)，生還者(survivor)，激力(empowerment)。
壹、前言
性虐待是兒童虐待的一類。兒童性虐的定義依據
82年修正的兒童福利法內容：「對兒童施加性侵犯、性剝削、性行為或色慾調戲行為」(余漢儀, 84：41)。美國最早從事兒童保護工作先驅Kempe的定義是「對未成熟、依賴的兒童及少年，引誘其參與任何他們無法充份理解或表示同意的性活動，皆屬之」(Kempe & Kempe, 1978：43)。自1980年以降，西方社會對這個隱諱的主題開始關注與討論。這和不少社會名流如麥可傑克森的妹妹、名主持人歐普拉等出面公開她們的兒時性虐經驗有關。甚至有媒體宣稱：「這股快速成長的
"復元運動"(recovery movement)是建立在將美國視為一個巨大、失能、創傷化的家庭看法之上」(Renvoize, 1993：XI)。1985年洛杉磯時報以100個性虐相關的問題作全國抽樣調查，發現27%的女性及16%的男性報導兒時有被性虐的經驗，事發時的平均年齡是10歲。加拿大1984年全國抽樣結果顯示：28%的女性及10%的男性曾在童年遭到性虐(Starr et al., 1990：43)。審視1987至1992年間美、加的研究調查，發現約20~30%的女性及10~18%的男性在18歲以前有被性虐(Geffner, 1992：2)。英國1990年衛生署公佈的資料顯示：青少年中，女性有20%，男性7%曾受性虐(Renvoize, 1993：67)。因為大眾對此主題意識的提高，加上
1960年以來婦女運動的推波助瀾，近年來兒童性虐的報案率逐漸增加。美國兒童性虐的案例從1980年至1986年成長了三倍(余漢儀, 84：71)。國內的資料亦顯示成長，民國82年6月以前性虐待個案數約佔保護個案5%~6%之間，但7月以後，其比例攀升近一倍，約10%~11%之間(江幸慧, 83：91)。然而82年台灣地區兒少保護專線接案類型中只有5.2%屬性虐(余漢儀, 84：78)，相較於美國15%(Childrens’ Defense Fund, 1992：62)，日本11%(Kouno et al., 1995：29)的數字，令我們憂心「暗夜中哭泣的兒童」尚未得到保護。因為對性的禁忌、羞恥感、對報復的恐懼，加上法律、醫學上舉證的不易，對性虐認定的不一等原因，被舉報的實在只是冰山浮出的一角。Russell在美對647位兒時曾受性虐女性的調查顯示，只有5%的報案率，而案發後確定判刑的只有1/4。她的研究發現震驚社會大眾並促使立法提前通過責任通報制(Russell, 1984：172)。強暴事件的犯罪黑數(事件發生卻沒被告發)一向偏高。國內學者、臨床心理學家估算國內報案率約1/5~1/10(陳若璋, 82：1；陳皎眉, 84：16)。依警政署82年的資料顯示，受害者1/3以上是國中國小生(陳美鈴, 83：81)。也有研究者相信兒童性虐比肢體虐待問題更為廣泛(李宗派, 82：315)。甚至兒童心理醫師推估，每發現一件被虐個案，就有一百件未舉報(馮燕, 83：55)。Kempe(1980)在第二屆「兒童虐待與忽視」的國際研討會中分享了他對跨國際現象的分析，他認為每個國家在面對兒童虐待議題時，都會經過某些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否認，曝光的都是些精神疾病、上癮的父母。第二階段是對極恐怖個案的注意力。第三階段是身體虐待漸減，新生兒成長停滯(fails to thrive)類的被動式虐待逐漸受重視。第四階段是精神、情緒虐待的浮現，第五階段是性虐待的問題。Kempe稱亂倫式的性虐是「最後的禁忌」。他呼籲當務之急是打破禁忌，讓受害的兒童、家庭包括施虐者，能及早接受協助(Kempe, 1980：16)。在國內，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兒童保護，然而社會對這個議題仍然相當隔離、排斥與否認。至今尚未有成年生還者現身，以身示教，兒童性虐更是封鎖的話題。雖然有醫院、民間婦女團體開始以行動關懷，但國內相關的研究報告尚付之闕如。
作者從女性社會工作的背景經驗，以及臨床心理輔導的實務角度，分下列幾部份論述：(一)審視兒童性虐的「權力」核心問題。(二)提供作者近一年來輔導兩位性虐兒童的11次過程簡述，以及當事人、社工員、老師對輔導的回饋與評估。(三)探討兒童性虐影響與輔導的相關文獻、理論，又分為：(1)性虐兒童的心理創傷、復元及治療，(2) 闡述「激力」概念與在輔導中實務運用說明。
貳、兒童性虐的「權力」核心問題
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心理學家、生態學家等都曾用不同角度探究這個人類自古以來的悲劇課題。作者近年來參與家庭暴力輔導工作，深深認同暴力的核心問題是權力的不當使用。而兒童性虐更反映了兒童權利的完全被侵奪，包括對身體的主權，意見的表達權
(不可告人)，當事人在自己的困惑中等待救援，然而她們的孤單、害怕卻沒有人代言。這樣的體認讓作者決定選擇從權力的觀點來討論兒童性虐。依據
Groth(1979)對性傷害的研究，包括Howells等人對性傷害兒童的樣本發現，幾乎所有的性傷害都是為了滿足攻擊者的權力感，也就是控制對方的能力以及控制成功後的權力感。如果性傷害象徵對女性最珍視部份的控制、玷污，則強迫的性行為正是逼對方迫降。而女性無力阻止意味的是終極的羞辱(Marshall et al., 1990：58~59)。澳洲家庭研究中心主任Edgar對兒虐的認定：「並非個人病態，而是社會製造與維繫的。家庭暴力源自年齡、性別差異造成的權力、資源不平等...雪上加霜的是社會對男性以暴力解決壓力情境的廣泛認可」(Renvoize, 1993：41)。Goode(1971)說：「家庭是一個權力系統」。家庭中存在著權力結構，支配者與被支配者間的不平等。兒童依賴成人提供愛、保護與設定適當行為的界限，他們是家庭的附屬品、財產，是沒有主權的。除家庭外，他們並無其它立即性的替代資源，這樣的無助與依賴，使他們對權威的遵從順服在各類權威關係中是獨一無二的
(Vander Mey, 1986：83~84)。男性在家中年齡、力氣、經濟掌控的地位，使他穩坐控制者的寶座，這反映的也正是外在社會的秩序。整個社會的政治、宗教、經濟、社會結構在男性掌控之下，父權主義主導了家庭中的兩性與代間關係(Hutter, 1981：399)。綜觀之，「兒童性虐待」的發生源自權力的濫用與兒童在權力關係上極端的不平衡與弱勢。正如
Finkelhor所說：「兒童性虐最能反映權力的兩極對比，性別不平等(男性至上)加上代間不平等(年長對年幼)(Russell, 1984：262)」。對兒童的性侵犯是施虐者利用權威、權力支配強迫無力拒絕的兒童就範。明顯的例子，本案的施虐者在長達半年以上的施暴中，完全視受害人為囊中物，恐嚇、脅迫、重覆強暴，甚至擴及其同學，予取予求。而兩位當事人的家庭在社會結構中均屬低社會經濟教育階層，或老或病或殘，十分孤立且掌握極少資源。兩位女性照顧者都屬弱勢，被棄、被打、被剝削不一而足。雖然兒童性虐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但貧窮、經濟壓力確是高危險因素之一。美國統計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受虐是一般家庭兒童的
5~7倍(Starr, 1990：37)。台灣CCF對施虐者月收入的調查有近1/4是無收入，三萬以上的只佔12%(余漢儀, 84：76)。文中個案的家庭是社會邊緣弱勢的代表，家中女性是暴力受害者，而兩位受虐兒更是長期暴露在忽視、暴力環境中的受害者。因為這樣的觀點，輔導目標的設定是希望透過一個合作、信任、權力共享的治療關係，讓當事人經由積極參與，成為關係中的主體
(subject)，進而修正他們長久以來，做為一「無力客體」(powerless object)的經驗。
參、個案背景資料、輔導過程簡述、評估回饋
作者自
(一)個案來源：
社會局社福中心(二)轉介原因：
性虐創傷經驗之心理輔導(二人共30小時)說明：
(三)家系圖
甲童家系圖
案家為社會局臨時輔導戶
11 75.4
乙童家系圖
行動不便
看守別墅
自 家 餐偶 癲
11 助 管 飲回 癇
小 餐 業案 職
四 員
家 訓工 中
二位當事人
(以下簡稱Cls)均來自多重問題家庭，居住在都會近郊的偏遠山區，主要照顧者為生計自顧不暇，(甲童主要照顧者是拾破爛的阿嬤，乙童是單親、工時很長的媽媽)，二位女性教育程度有限，據社工員描述，前者是一位依賴政府濟助，見面就談錢的老太太，後者則是一位焦慮、沒自信、拙於言辭表達，獨立撫養非婚生女兒的中年女性。兩個家庭原來都存在著暴力問題，前者與酗酒有關，後者則屬口語暴力，社工員描述「四合院中乙童這一房大人言語粗暴，相向成習」。故性虐事件與兩個家庭失能伴隨的兒童疏忽不無相關。乙童受忽視的程度更甚，她的衣鞋常不潔，偶拒學，母親也無力處理。口語、書寫表達能力均差。甲童發育不良，十分矮小，性情和順，好學、成績中等，在父母、手足均亡的情形下，依附老殘的阿公阿嬤，家庭中是一個被親職化(parental child)的孩子，除了要照顧眼盲的阿公外，阿嬤也會向她求救，協助處理大人的紛爭。
(四)輔導過程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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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
目標 |
會談內容重點 |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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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1.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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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2.15 四次 |
同上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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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6.4 |
同上 5、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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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2.10 二次 |
同上 3、4、5、7、8、1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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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輔導過程回饋
雖然輔導尚未結束，但為了較客觀地了解當事人從事發至今的改變及輔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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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者 |
事發時Cl明顯的困擾 |
改善狀況 |
回饋/未來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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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童 (困擾部份參照社工員個案記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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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你們來我覺得我好像全變了，除了一些缺點：如我的個性(總是照顧別人為別人著想)和長不高」「覺得自己有信心(指人緣、成績)，過得蠻好」「現在朋友很多，學校的、文化大學的大哥哥大姐姐、還有你們」「體重增加四公斤，身高增加五公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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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童 (困擾部份參照社工員個案記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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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我們把心理的黑暗掃出去，我們一人有十把掃把，老師和社會局阿姨幫忙掃，不然一輩子也掃不完。」「除了你們三個，沒有別人幫忙」「我們害怕的時候，是你們陪伴我們走過黑暗的日子」「走過黑暗日子，永遠好的一面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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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童的社工員 |
憤怒、恐懼、注意力不集中、逃學(學習動機低落，同儕關係薄弱等) |
均已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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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童的導師 |
消沉、抑鬱、難過、退縮，人際關係受影響，學業退步 |
已有明顯的進步 |
Cl需要心理的支持、生活的關心、學業的協助、交友的引導、生活層面的擴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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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童的社工員 |
身心症，無胃口、害怕上廁所、頭痛、呼吸不順、恐懼、羞恥、自責 |
大半已改善，身心症多已消失，因施虐者服刑，恐懼已降低，羞恥自責透過輔導的過程亦明顯改善。 |
期待更多專業老師投入、協助受虐兒心理輔導 |
圖一、甲童
1月20日第一次輔導時自畫像，她說：「女孩掉在火坑裏好冷，原來心碎，現在補起來了」。
圖二、甲童
12月10日所畫，圖中女孩穿高跟鞋，想高一些，身邊是狗腳印，是她的流浪狗朋友。肆、有關性虐兒童的心理創傷、復元與治療
性虐造成的心理創傷有相當多的文獻報導，其中
Finkelhor及Browne(1986)提出四類心理動力，藉以說明性虐創傷所遺留的心理影響：(Patten et al., 1989；Dempster, 1993：65~69；Coffey et al., 1996：448~455)甲童：「大家都知道叔公去酒家，他為什麼不找大人？」「每次我的身體都沒感覺」「小時被欺負，長大會不會心理不正常？」乙童提到目睹甲童被強暴時「她臉上很無奈、難過」「我真氣，不懂為什麼？」「我長大不要做妓女，脫光光和人那個，被兇媽媽桑逼......」「黏黏熱熱，好噁心」(開始撕衛生紙)。
甲童說：「阿嬤及大舅當面說我不要臉，反正已這樣，賣到花蓮算了，我難過得哭。」「大家都知道，完蛋了，這輩子沒救了」。
乙童說：「我永遠不相信中年男人」「他還和法官說我們偷他錢」。甲童說：「阿公有時會罵阿嬤，說再常常唸那件事，有一天我自殺了，她也有責任」「叔公的妹妹看到我都很兇，怪我害了叔公」「有另外一個同學，胖胖的，叔公沒抓到她，還說她不乖、不好，不要她」。
乙童：「我不肯，他就抓住我的手，拖我、也會打我」「靈魂被惡魔抓住，靈魂不在我身體內，自己是一個沒感覺的人，要等告完判決後靈魂才會回來...」。甲童：「每次我都希望有人來救我」。
Patten等運用Figley(1985)的「創傷後壓力疾患」(以下簡稱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模式來說明性虐兒童的復元過程。他說：「創傷後的修復端視受害者(victim)能否在心理上轉換成為一生還者(survivor)，也就是當事人能將他生命中的災難事件整合，融入他的生命歷程，並從創傷中找到力量的來源」。Figley將這樣的心路歷程分做五個階段：(1)災難發生(直到受害者重新得到安全保障)。(2)解脫和困惑。(3)逃避以減低焦慮。(4)重新審視，面對創傷。(5)調適(Patten et al., 1989：198)。
依據精神科診斷手冊DSM-IV，PTSD是指：(1)個人經驗到、目擊或遭受創傷事件，對自身或他人生命、重傷害或身體完整性的威脅。(2)個人反應包括強烈的害怕、無助、恐怖感(APA, 1994：209)。最常見的症狀是干擾式的創傷經驗再現，腦海中閃過的記憶、惡夢，對與創傷相關刺激的持續逃避，包括麻木、對外界反應興趣減少、感覺疏離等，以及持續的驚擾症狀，如睡眠困擾、注意力無法集中等。凡症狀出現超過一個月以上才會被考慮這個診斷。
Foa等人相信強暴受害者是PTSD疾患最大的病人群。一項社區內對強暴受害人的調查顯示，PTSD終身盛行的比例高達57%。另一項對醫院轉介的強暴受害者之研究，在初評時有97%符合「創傷後壓力疾患」的診斷，兩個月後仍有46%符合(Koss & Harvey, 1991：78~79)。PTSD對兒童的影響近年來是治療師及教育家十分關注的新領域。因為它可能影響兒童認知、學習、行為各方面的發展。最早的研究是1979年，Terr對加州被綁架的一車孩子所作的一系列報導。爾後Newman等對災難事件及目擊父母遭殺害的孩子作研究，PTSD對兒童的適用性逐漸被認定。Benedik(1985)摘要出兒童特別的症狀，包括回想創傷事件，經由聽覺、視覺刺激而產生相關的白日夢、幻想、惡夢、行為改變。至今PTSD已被接受是一個兒童期診斷，Fredrick(1985)在相關文獻中，列出幾項兒童的精神疾患：PTSD在兒童性侵犯個案中排行第一，肢體虐待個案排行第四，災難個案是排行第七的診斷(Johnson, 1989：40~49)。也有學者的研究證實：兒童性虐和PTSD診斷的高相關，在兒童及成人生還群(adult survivor)均成立(Wolfe et al., 1994：37)(Rowan et al., 1994：51)。
性虐創傷的影響常是很深遠的。Herman等(1988)研究指出「邊緣性人格疾患」中約35%曾經驗過亂倫式的性虐。Coons(1986)在多重人格疾患病人中發現幾乎多數曾受到肢體或性虐待。一項對精神病院中女性住院病人的研究指出：75%曾受到過肢體或性虐(Patten et al., 1989：197)。雖然不少研究強調性虐兒童短期或長期可能會出現明顯心理病態，如Browne及Finkelhor估計1/5以下的受害者會呈現長期嚴重精神病態，但也有研究指出這些對象中有21~50%未呈現任何病態(翁毓秀，83：84)(Mannarino & Cohen, 1990：257)，英國Lynch的研究發現23%兒童未顯示負面影響。其中施虐者與當事人的關係(家庭中或家庭外)、性虐的類型、事發的頻率、時間長久、暴力使用的程度、兒童的年齡、人格特質、因應等都是影響因數。事發後，兒童的智力、家人的支持、早期發現、及時明確處理都有助於兒童的調適(Corby, 1993：122~123)。
討論性虐帶來的短期心理影響，Browne和Finkelhor(1986)用事件曝光後兩年來標示「初期」，他們指出在治療中約1/5到2/5的受害兒童會呈現某些明顯困擾，並強調初期最常見的是害怕。Gomes-Schwartz(1990)在他研究中困擾最大的7至13歲組中，半年內有45%有害怕反應，DeFrancis(1969)的研究甚至高到83%。Gomes-Schwartz等(1990)對英國某家庭危機中心所治療的156位性虐兒的研究，發現7歲~13歲組中嚴重心理病態的比例較學前組和青少年組高出40%，但和中心其它病人比較，性虐兒的病態程度未必較高。有學者認為性虐影響很難與家庭失能、兒童原來功能等問題的影響做明顯區分(Corby, 1993：117~118)。此次及時介入，作者確實在Cls短期心理影響部份看到她們明顯的困擾，是符合PTSD的臨床診斷(如回饋表)，Cls「害怕」的反應亦相當強烈。甲童近一年不敢在家上廁所，怕鬼怪、怕靈魂被控制等，施虐者判刑後Cls仍害怕，怕越獄，回來報復...。不過Cls低自尊以及人際關係界限模糊部份確實很難完全歸因性虐，而和性虐事件前的創傷經驗：包括失落、家庭失能有很大關係。
性虐兒童的心理治療有個別、團體、二人會談、家族治療等方式，心理治療包括運用遊戲治療、教育活動(如自我保護、自我肯定訓練、法律程序說明等)，也有行為治療，運用系統減敏感法或放鬆訓練等(Mayhall, et al., 1983：340~346；Tower, 1989：289~297；Glasser et al., 1988：130~151)。Sturkie(1986)特別指出輔導過程中對壓抑的憤怒須要特別去探索並給予許可，以催化當時人的表達。他也提到一些技巧讓當事人宣洩憤怒，如捶枕、吼叫「不可以」。此類象徵性的對施虐者反控，可藉由人體造形娃娃、布偶等遊戲治療過程來增進兒童身體的完整及自控感(翁毓秀, 83：88)。有學者強調「相信兒童」在輔導、治療上的重要性(洪文惠, 83：341，Renvoize, 1993：80)，也有學者提到教導受害者在受害情境中與施虐者「心理分離」(陳若璋, 82：67)。
Kelly(1984)認為藝術治療在兒童性虐的治療中可協助評估，因為繪圖常反映了受害兒童的自我形象、情緒、對角色及性別的困惑等。透過藝術表達，當事人複雜的潛意識，壓抑的感受較能表露。不同的藝術形式，可成為孩子釋放能量的管道，並讓他們在和成人口語溝通的限制中得到某種程度的解放。音樂、舞蹈、肢體活動、戲劇、詩歌、滑稽動作模仿等都是可用的方法(Tower, 1989：296)。藝術媒介、活動可協助建立關係、鼓勵溝通、引出主題、催化了解、促進兒童對創傷事件的認知和情緒整理。和遊戲治療一樣，這種間接、支持性、有趣的方式對受創兒童是很有用的(Johnson, 1989：107~108)。Kempe提出就學的兒童治療計劃中應協助他透過校內活動擴展關係。學校也逐漸更主動地提供各種治療。Lloyd提到許多生還者透過文學、音樂、小說創作重新面對早年創傷。這種創作無異是一個自助，得力的過程(Lloyd, 1993：194)。作者輔導中深感與兒童工作，非口語部份(藝術、活動、遊戲)治療的重要，更見識到兒童在這些方面高度自我表達，被引導的開放度與自由。
一般在治療進行的程序上，個別心理治療通常是第一步。如有兒童、青少年或施虐者、未施虐父母那一方組成的團體，也可一併進行。Faller提到夫妻或聯合家庭的團體也可成為成員很好的參考團體與學習環境，除了治療目標，團體可安排出遊、聯誼，以協助關係建立(Faller, 1988：378~380)。除了前述的團體，英國Lloyd，Dempster及美國Kempe等均提到自助團體是生還者在復元過程中重新得力的一個重要管道。自助團體除了協助成員打破孤立感之外，還可提供支持，交換資訊及具體協助。1971年美國加州聖荷西成立的Giarretto「兒童性虐治療中心」(Child Sexual Abuse Treatment Program)，至今已成為美、加、英、澳洲各地152個治療中心的典範。他們的治療包括完型、引導心像(guided imagery)、遊戲治療、自覺練習等。目標是改變兒童「自恨」的自我概念而建立其自我價值。Giarretto認為一般人只重視中心的家庭治療，然而自助和志工團體才是他們最重要的部份。施虐父母團體(Parents United)甚至在案發初期，父母抗拒否認時會經社工轉介，由其成員登門訪視，說明「過來人」的歷程，並邀請參加聚會(Renvoize, 1993：155)。這種整合專業及發動社區與案主同儕力量的作法是「激力」的成功示範。
另外可視個案狀況安排夫妻、母女、父女、手足二人聯合會談，強化父母次系統，或建立一個兒童保護計劃。最後進入家庭治療的前題是施虐者已接受他的責任，並願對受害的家人道歉。Faller提到最好有兩位以上的治療師，或者是成立由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組成的治療團隊。這樣可增加治療模式的選用，家庭可接觸不同的角色模範，治療師本身也較能預防枯竭或崩耗(burn out)(Faller, 1988：325~326)。因為兒童性虐的複雜性，跨專業團隊以及跨機構合作是保護落實的不二法門(翁毓秀, 83：93~96)(Hallett, 1993：148~151)(Faller, 1988：325~326)，這在本文個案實例中也有說明。十一次輔導過程綜合了上述的藝術、活動、完型、引導心像、角色練習等。除了第一次Co設計主導，爾後的每次都以當時當刻Cl關心的主題為中心，即興運用輔導室器材，非結構地進行。
伍、「激力」
(empowerment)的概念闡述及在輔導性虐兒童中的運用雖然西方經過近幾十年的研究論述，對兒童性虐的盛行率、成因、影響等都有頗豐碩的成果。但對治療為何成功、創傷復元的機轉，仍無太多發現。本文的重點是希望提出「激力」的概念及在輔導上的運用，來說明當事人從受害到生還的重新得力
(復元)過程。"Empowerment"「激力」一詞是1975年左右，由Solomon提出而被廣泛運用。依據社工字典的定義：「empowerment是社會工作實務中，協助個人、家庭、團體或社區增加他們個人、人際、社會、經濟、政治的力量及影響力，以改善他們生存環境的做法」。Solomon將之定義為「協助被烙印的個人或團體增進或練習自身的人際技巧或社區影響力」(Johnson et al., 1995)。Hasenfeld(1987)的定義：「讓案主得到資源的過程-包括個人、機構、社區資源，使他們增加對環境的控制以及自己理想的達成」。「激力」所指的是一種既傳統又創新的社會工作處遇。從1900年代初期，Jane Addams就大聲疾呼：「我要警告你們，為善者惟一的善是不對人行善而是與人為善」。Richmond也說：「個人有他的自由意志及人生目的，所以不適在世界上扮演一個被動的角色，否則將走向衰退」(Simon, 1994：47、60)。Maluccio(1983)提到社會工作對人的觀點是：「努力、積極的個體只要有適當的環境支持，是有能力整頓其生活並發展其潛力」。Weick等(1989)提出社工信念是：「人都有尚未被發現、被決定的身、心、靈、社會能力，這些能力須得到尊重才會被激發，也就是對生命中存在的(being)及未來可能性的承認(becoming)」(DeBois, 1996：26~27)。DeBois提醒社會工作在助人歷程中須對被迫害、無力感兩者的動力有所了解，因為當我們將自己定位在施善的角色，或握有專業權威的角色時，我們已經在複製一個剝奪能力的關係與過程。誠如Simmons(1990)說：「激力是一個反射活動，是一個由雙方均在尋求力量或自決而維護的過程」(DeBois 1996：27)。Simon提到雖然「激力」的名詞出現甚晚，但其概念早深植在社會工作致力協助社會邊緣劣勢人口(家庭或社區暴力/忽視的受害者、長期失業、身心殘障、遊民等族群)的精神中。美國從1890年代至今，社會工作面對的就是生命中飽受壓迫且無力對抗的弱勢人口。「激力」成為社會工作傳統是經由無數實務工作者、理論家在各種各樣的機構與取向中共同模塑而成的(Simon, 1994)。一世紀以來，這樣的社工理念在公家、民間、工會、企業界、宗教界乃至臨床執業中萌芽茁壯。
「激力」的理論植根於社區組織方法、女性主義、成人教育以及政治心理學。它立基於衝突模式，也就是假設社會中存在各種對資源掌握不同權力及控制力的團體(Gutierrez, 1990：149~150)。社會問題的發生不是因為個人的缺陷，而是社會結構階層的不平等所致，每個人都有改變的潛力。個人經驗到無力症狀是因為周遭環境的不友善與敵意。Swift提出這個概念基本上是「反父權主義」，可提供另一角度來詮釋社會問題。Hess認為它是一個民主的概念，權力重新分配的目的是社會正義(Hegar & Hunzeker, 1988：149~150)。Swift(1984)說：「民主的概念及實現是靠著激力市民，參與決策的原則」(DeBois et al., 1996：24)。Clark(1989)表示：「激發力量卻不提供選擇是一諷刺」。故獲得資源，了解選擇是當事人「重新得力」的關鍵。
近二十年來，女性自我意識覺醒以及她們的政治行動在「性侵犯」的主題上成功地教育了社會大眾。女性主義者不贊成兒童性虐待的現象被很多男性主導的專家「神秘化」，也就是過份強調專業知識技術或診斷治療的高姿態遠距離，使得案主無法了解他們在治療或問題解決過程中的貢獻。誠然自1970年左右，美國許多兒虐輔導的創新技巧是從性強暴危機中心或婦女庇護中心發展出來的。他們很多並非兒童治療專家，而是早年受害者或女性主義行動者。他們的處遇並無任何理論根據，但她們以自身累積的女性經驗，自助助人，其所發揮的強大治療力量亦不容忽視。女性主義者認為要讓受害者從性侵犯的創傷中康復，激力當事人是要她為自己做選擇。傳統醫學、心理衛生、法律界習於忽視案主被告之的權利，無異是持續強化迫害，而減緩復元的作法。
所以在巨視層面，「激力」意指增加集體政治權力的過程。而在微視面，它強調儘管外在結構不變，個人仍能發展出有力感或自我主控感。Rappaport(1984)認為它是一個多層面、多向度的過程，它也是一種心態(state of mind)，比如自我價值、能力感或自控、有力量的看法(DeBois et al., 1996：25)。Sue(1981)認為「激力」的目標之一是對權力被侵奪(disempowered)的團體，協助他們從「外控/內負責」的世界觀轉化到「內控/外負責」，亦即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運(內控)，但也能洞察歧視、偏見、剝削等外在障礙阻擾了他們的發展(外負責)(余漢儀，84：198~201)。Sue的模式可作為受虐兒童從極度無力的受害創傷中，逐漸找回力量，過渡到「生還者」世界觀的復元架構。
雖然激力一般的對象是成人，甚至有學者認為：限於兒童本身經驗、成熟度、資源的不足，他們的無力感是無可避免的。儘管如此，兒童還是能從歸屬感與自控感的增加中體會被激力的經驗，包括受尊重的大人向他們示範激力、對自己傳統的認同、對決定的參與，及人際網絡關係的建立等(Hegar, et al., 1988：501)。作者此次輔導中從未懷疑激力對兒童的適用性，反而深深感受到正因性虐受害者的權力喪盡，以及兒童在Sue架構上轉換的彈性，激力可成為催化復元的利器。
本段摘取並融合Simon、Burwell、Hegar、Hunzeker、DeBois及Gutierrez等多位提出的「激力」技巧，整理出下列六項在臨床運用的要點，並提供處置實例說明之。
這樣的關係並非是一個專業助人者與案主間單向的影響與協助，也不是一種人際、組織權力平等假相的夥伴關係。
Reynolds (1951)曾提出「聯盟」的關係，也就是(1)對當事人問題緊急性的共同認定。(2)雙方以民主的方式致力於問題解決。(3)儘管雙方社會階層、教育、生活經驗的歧異，仍能秉持人性的共通點建立共識。這樣的合作包括持續的投入、互惠、專注、快速的接納、二人休戚與共(fellow strugglers)等。改變過程中，社工可扮演的角色很多，但當事人永遠是改變的「引擎」(Simon, 1994：8)。Co在第一次會談中自我介紹時，就開門見山地將「夥伴關係」規範講清楚：「我是輔導老師，但我不打小孩，也不罵小孩。我的工作是了解他們和保護他們。我會和妳們談很多不愉快的事，但我會尊重妳們，妳們的想法和感覺最重要，我不會為你們做決定。談話中你們可決定要不要談，願不願意做一些嘗試，我不會勉強妳們......」「沒有妳們的允許，我不會隨便碰妳們的身體….」。又如將她們的個案資料，包括繪畫公開報告前曾再三解釋，確定她們了解，也告之她們絕對有拒絕的權利。實 例
2/15當Co與社工員準時到校會談時，見甲、乙童氣呼呼地上樓，Co主動道早但二人均不理會，隨即便怒沖沖地下樓走出校門。當時Co曾考慮是否要積極介入，阻攔她們，最後決定打完招呼，由她們自行決定。事後雖至校園找尋未果，Co決定留一封信給她們，信的內容主要是提醒她們合作與夥伴的關係，並將是否繼續輔導的決定權交由她們處理。茲附Co的信與甲童的回信於後(乙童的回信有許多錯別字與表達不清，暫略）。
親愛的○○：
今天趕上山，見妳和○○生氣，先後跑開。我和○阿姨(社工員)及輔導主任都分別出去找，一直等了一個半小時，決定回山下。
我原以為妳們吵架二人不愉快是妳們之間的事，但妳們和我們約好談話應該進行，因為這是我們的約定。○阿姨和我守了約定，準時前來，妳們也應該遵守約定，不然浪費了我們雙方的時間。我這樣說並不是責怪，因為事情已經發生，只有希望檢討，下一次能夠改進。
我原準備了兩小袋小禮物，向妳們賀節，也談談未來兩週先暫停。現將小禮物留給○主任轉交。我想請妳寫一篇作文，將今天發生的事、經過、心情、檢討以及過完年後是否還想繼續每週一次的輔導。寫好後請交○主任寄給我和○阿姨，我們接到後再依妳們的意思安排。
李老師覺得妳是個認真、努力、善良的孩子，也很願意繼續和妳工作，期待妳的來信。
祝過年好！
李老師
○阿姨 2/8 11:00
甲童的信：
今天我去學校上電腦課，因為昨天去陽明山玩，○○沒去，我們在陽明山畫了一張圖，然後因為○○沒畫，所以○主任叫我陪○○去畫學校的風景，然後我就陪○○去畫畫了。等她畫好了，我說這像風景嗎？她只畫了幾朵花，我說妳怎麼沒畫山和樹呢？她就生氣了。然後她說要將她的個性改過，可是她不但沒改過，反而更兇了。我們就妳一句我一句的吵起來了，到最後她就打我。所以我心情很不好，就是因為這樣。我和○○吵架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該檢討的是我想我太煩了，因為○○她答應我的事情就是要將她的個性改掉。我想再繼續每週一次的輔導。
3/9
找到改變的能量，增加案主自我能力，也就是讓當事人對自己掌握生命的能力有信心。輔導者的任務如
Burwell所述，是相當藝術化的一個過程。「對當事人及輔導者自己都能激發出創造力、發掘力以及美好的一面，使能者本身必須具備堅強的信念－人的潛力將帶動改變」。從第一次的接觸起，作者就一再地對兩位當事人展現的不同潛力感到驚訝，包括他們的善意、彈性、開放度、自發性、內省力、心理能力、創作力、復元力等。因為這是作者第一次接觸性虐兒童，過程中所憑藉的除了自己對身體工作、完型、心理演劇、家族治療的學習與融會以外，主要是靠信念和當下的直覺、自發，以及與當事人互動中創造力的激盪開發。這樣的正向互動確實是一個雙向激力的過程，作者及當事人本身被激發出的能力、資源對我們雙方都是嶄新的發現與經驗。實 例
第一次會談中，二位當事人提到很多恐懼以及對自身困境的比喻：「我們好像在火坑中，火中有好多鬼怪，好可怕」。
Co當時的處置如下：
(2) 提供剪刀，邀請剪下鬼怪，將之撕碎，在地上畫出火坑界線，將碎紙丟入。過程中鼓勵二位當事人說出施虐者造成的傷害，並表達自己的憤怒，如引導說：「你傷害小孩，該進火坑的是你，不是我」「可惡，我恨你」「你傷害我，我有生氣的權利」「為什麼欺負小孩？」「你是惡魔，該下地獄」。也以兩分鐘為限，提供機會用肢體表達憤怒，建議將惡魔踩在腳下或跺或跳。
(3) 第一階段結束後，由Co、社工員協助二位將「火坑」掃乾淨，並強調「你被關起來了，不能再傷害我們了」。
(4) Co請二位當事人將繪圖「自己」的那一部份重新創作，「魔鬼處理掉了，剩下受傷的女孩，打算怎麼幫助她？」提供膠水、白紙，邀請繼續創作，完成後邀請二人分享。
請參閱所附圖一，甲童的解釋：「火坑不見了，但女孩掉在黑洞裏，好冷」「原來心碎，現在補起來了」，圖左寫著「耶耶！他不見了」。乙童對她畫的解釋：「女孩陷在流沙中，手斷了，只有骨沒有肉」(註：乙童被強暴時，施虐者抓其手，強迫其服從）。Co問：「會不會長好？要多久？」乙童：「要一年半」「小精靈來救她，她腳非常壯，但只是穿了大鞋，其實很瘦，只有骨頭」。Co問：「小精靈帶她走的路很好走？」乙童反問：「真的嗎？」
當時除了讚美二人創作的獨特性，也誇讚女孩的勇敢、堅強、能力。Co給甲童回饋：(1)可不可以給女孩穿上衣服，因為她冷。(2)受苦這麼多，女孩為何在笑？甲童答「她是苦笑」。給乙童回饋：「剛剛生氣撕紙時，手好有力氣，恢復得好快，可能不要一年半就長好了」。
實 例
有次會談一開始，甲童提到將要去法院出庭，心中害怕。當時由社工員先說明開庭情形，如和施虐者分開審，以減低甲童焦慮。
Co建議當天扮演法庭，由甲童演法官，審他們一家，她同意後坐上小木椅，由她選六個玩具熊代表家中六口，放在面前。社工員扮法庭助理，宣佈開庭。「法官」先說明這是一個「打架家庭」-- 夫妻打(阿公用鋸子，因阿嬤不講理)、兄弟打(用扁鑽、刀)、父子打。阿嬤有時要甲童出面做和事佬...最後判刑「大舅最重，因為每次打架都有他，每天應來法院報告，並罰1000元。」「三舅關一個月，外公外婆要好好照顧甲童」。Co傾聽的同時，也提供一些指導語，要法官告訴甲童：「妳太辛苦了，妳是一個小孩，應該有大人照顧妳，不要管大人的事，那不是妳的責任」。Co並邀請法官對甲童說話，鼓勵她。每個人所擁有的經驗是她的生命歷程，兩位當事人不完整的家庭、被棄、強權暴力、烙印，都是她們劣質生命的條件。傾聽、認可她們對自身經驗的敘述就是「激力」的過程。當甲童告訴我：「半年多沒告訴別人，因為我想沒有人會相信我」「我不認為父母死了，我想他們只是到外地工作，我常在心裏和他們說話，但這件事不敢說，怕他們生氣」。「媽媽很早就離開了，我用很多方法想讓他們和好，但都沒辦法」「最快樂的記憶是媽媽帶我出去玩，雖然只有半天，但我玩得好高興」「媽媽葬禮我哭得好傷心，她看起來好恐怖，一眼張、一眼合。爸爸葬禮我沒有哭，還被阿嬤罵」。
Co所做的常常只是專注的傾聽、無言的接納與支持，以及認可她孤單、思親、不接受父母死亡的悲傷心情。第一次會談中，看到她們的創作，又聽了她們的解釋，心中充滿疼惜，便向她們分享：「妳們這麼小，受了這麼多的苦，老師十分心疼」。她們的立即反應是：「好噁心喔」。Co當時未做辯解，只反應：「妳們是很少被心疼，很不習慣，覺得噁心」。她們點頭。
傾聽過程中和輔導成人對象很大不同是口語的詮釋、反映極少，如前階段甲童曾有數次拒絕
Co的邀請，如自我對話、鼓勵自己，表示對自己的信心。Co觀察到她面容的疲累，並不對她的拒絕探究，而立刻接受「沒有關係，等妳準備好再試」。社會工作的社會心理兩條脈絡必須雙管齊下，不分輕重。從
Jane Addams及Mary Richmond以來，就有無數人全力以赴，成為最有創意的理論或實務家。舉凡「個人/情境」或是生態、系統的觀點都提醒我們個人或家庭的福祉和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所提供的機會是不能分的。實 例
這方面社會局兩位社工員成績卓著。其中包括個案管理者的倡導及資源運用，案發時兩位社工員恐家人會和施虐者庭外和解，便快速簽呈社會局由政府提獨立告訴，以確保兒童安全。隨後立即轉介心理輔導，並與法庭、醫院、家庭、學校密切接觸，陪伴兩次出庭，倡導分開審問，並向家人、學校宣導保護觀念，包括與阿嬤及大舅的會談。乙童因成績、語文能力差，經輔導員反映，社工員找到兩位志工課後協助。
Orten等曾提出：性虐兒需要兩種保護，除了性虐、情緒虐待終止的保護外，還有對「系統引發的創傷」(system-induced trauma)的保護(Orten et al., 1988：611)。本文案例中的社工員成功地完成上述兩項艱鉅的任務。學校輔導室亦相當主動配合。案發後邀請女警隊來校演講示範自我保護。寒暑假時主動要求兩位當事人每日至輔導室報到，彌補家庭教育之不足。輔導員本希望社工員動用社區輿論壓力來改善甲童的家庭暴力，如請校長出面，和鄰里長共同定期訪視家庭。因安排不易，最後輔導主任與導師曾出面，但成效有限，是尚待努力之處。此外社工員主動為該區低收入兒童及受虐兒舉辦一次保護營「小紅帽的一天」。
Co也爭取到民間團體的贊助，在暑假為機構及社區的受虐兒少辦了一次二天的「小樹成長營」。過程中曾安排對父母、機構的行前說明，並請機構社工、教保老師參與全程。也有事前事後的討論、意見交換，算是為創造結合兒童保護資源所盡的棉薄之力。兩位當事人的家長均因工作無法出席。自責常是沮喪、自憎、自我癱瘓的來源。近來
Zimmerman等將治療中當事人對性虐待的歸因列為研究方向，他們認為兒童的歸因是決定他性虐後症狀嚴重性的重要中介變項，雖然目前尚無實證結果，但減低自責是輔導過程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如甲童受到的指責是多方面的，「不要臉」「害叔公被關」「妳不乖，還會碰到這種事」。乙童媽媽說「都是妳害我」，乙童也對施虐者指控給她們錢感到不安。輔導員須再三地拆穿這樣扭曲的謊言。「如果妳有錯，為什麼法官不關妳，還要派社工員保護妳？」「妳明明是妳們家最乖的，這個打架家庭只有妳不用暴力，碰到這件事不是妳的錯，阿嬤搞不清楚。」「是妳被叔公害，法官判刑是因為他做了壞事要負責，沒有人害他。」
...「給錢是大人的錯，用錢來利用小孩是不對的，法官沒說妳不對是不是？」。甲童也曾表示因「無法逃脫」「太信任叔公」而自責。輔導員一再保證說明「妳才27公斤，怎麼對抗70公斤大人的力氣？」「小孩很習慣服從大人。」「很少小孩敢拒絕大人。」「信任別人沒錯，叔公以前對妳不錯，常買糖給妳，是他的錯，利用妳對他的信任」。「大人也會犯錯，還會犯很大的錯」「大人也有問題，很嚴重的問題」。甲童後來表示叔公應負的責任是「他變態，而且強迫我們」。鼓勵爭取個人權利的同時，個人自決以及自我價值感都會因此提昇。只有如此才能維護自我利益以及實踐自我保護。如教導當事人「有生氣的權利」、「有要求被保護的權利」、「有隱私的權利」、「有抗告的權利」及「身體主權」等。知識與資訊即是權力，輔導員與社工員就性虐待法律起訴、判決結果充份告之當事人，並詳細解釋，協助她們對責任歸屬有更客觀的看法。也曾就是否安置徵詢她們的意見，比較利弊。特殊技巧包括身體保護及人際關係、自我肯定的角色扮演等。
實 例
強化「身體主權」意識。某次會談開始，
Co握甲童手，發現其穿五件衣服，但手寒似冰，臉部笑容僵硬、目光呆滯。Co邀請甲童以半蹲式站立，指導語「感覺腳的力量，身體重量由雙腳支撐」「雙手握拳，手心向上靠腰兩側，輪流伸拳出擊，假想面前站著施虐者，妳可以反擊他」，動作配合「嘿、嘿」口令約五、六分鐘，甲童掌心已微溫。她臉上露出開心的笑，說：「比較不冷了」。四月會談中，甲童談到身體不適，常頭痛、胃作嘔。會談前一天，阿嬤才帶至醫院「照腦」。會談當時也表示頭痛、精神不好。邀請甲童閉眼做深呼吸，用想像玩一個醫生的遊戲，假如甲童是醫生，手上有最厲害的檢查儀器，可進入身體....一邊深呼吸一邊進到頭痛的地方，看到了什麼？「有些紅色的跳動條紋，很可怕」。建議做自己的醫生，藉深呼吸把氧氣吸入放鬆再看看。「線條比較少了」。鼻子有點塞，進入鼻中看到一條黑黑深深的管子，慢慢呼吸後，能見到一條白色的光通過，呼吸較順較舒服。活動約二十幾分鐘，結束時，甲童表示頭胃不痛了，很舒服。Co鼓勵她可以照顧自己的身體，是自己的小醫生，平常也可做。第一次發洩憤怒的活動，一開始甲童顯得猶豫，
Co詢問她感覺如何？她說：「有點怕，他是我親叔公唉」。對一個生長在男性代表強權暴力的家庭中，她的怕是能了解的。對一個從小失親的孤女，對親人生氣又何其不易。輔導員同理她的困難，但質疑：「但他怎麼對妳？像個長輩嗎？」「做這個活動並不會真正傷害到他，只是讓妳有機會發洩憤怒」「他傷害妳，妳有生氣的權利，願意試試看嗎？」
有一次甲童提到美勞課想和別班坐，但三週來連續被拒，覺得「被欺負，告老師也無用」。對此事件解釋是：「父母去世，沒人關心，沒人做主」。筆者當時和她討論對不公平的對待，如何堅定堅持自己意見，爭取自己權益。討論甲童心結「怕錯怪別人」「怕對方生氣，會打我」。建議體貼別人，也要體貼自己。角色扮演，由
Co扮甲童，示範表達自己不滿「你們很不講理唉，這是學校的椅子，憑什麼不讓我坐？」，並做現實測試，自己能否保護自己，不讓對方動手，如甲童怕他們找她去五樓沒人處打她，她可以拒絕不去。再由甲童自己嘗試，雖然她表示不習慣，但最後說：「是啊，像阿嬤什麼都忍，兒子也管不了。」「要學習表達自己的意見。」關於恰當的代間界限，人際關係界限，
Co運用角色扮演讓Cl覺察她過度干預乙童，像個嚴厲的老師、媽媽。這樣對「朋友關係」的影響，以及乙童的感受。教導拒絕阿嬤要求介入家庭紛爭，「你們大人都管不了，我只是一個小孩，會有什麼辦法」。
陸、結語
綜合本文中的文獻回顧與個案報告，作者嘗試整理出性虐兒童的復原過程，以提綱契領地說明從權力觀點探討此一課題時，其中的復原轉換以及輔導介入的要領。
性虐兒童的創傷復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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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特質 （權利被忽視、侵奪的無力客體） |
激力 （合作、信任、權力共享的治療關係） |
生還者特質 （積極參與的權力主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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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認知 — 外控 / 內負責 |
災難事件認知重整，創傷中找尋力量 |
創傷認知 —內控/外負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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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創傷 烙印 背叛 無力自憎自責 創傷的性化經驗 |
PTSD症狀 自我完整性受創、疏離、害怕、驚嚇、無助、 恐怖感 干擾式的創傷經驗再現 逃避與創傷相關刺激 睡眠困擾，注意力無法集中 |
目標與技巧 合作與夥伴的輔導關係 強化能力、資源、潛力 傾聽受害經驗（權利被侵奪） 倡導、積極動用資源 減低自責，提昇自尊，發展正向 自我概念 教育個人權利、自我保護、自我 肯定 |
活動媒介 遊戲 藝術 身體活動 引導心像 角色練習 創作 |
心理創傷修復 PTSD症狀消減 自主、自尊、自控 有力感、信任感 自我完整性重建 社會關係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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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力
(empowering)的前提是任何創傷下都蘊藏力量無限，性虐兒童在遭受外來侵犯的生命事件之後，須要從受害的陰影中重新修補自己是否殘缺的看法，以及對人能否信任的存疑。兒童本身豐富的自發、彈性、觀察力、學習能力、復元能力，以及不容低估的心理能力，即便在多重剝奪、缺匱的條件下，只要提供支持了解、信任尊重、認可接納、資訊教育的機會與資源，在輔導的修正關係中，體驗到做一獨立主體，被允許表達感受、意見，被允許參與做選擇，那麼受害的無力自憎終能轉換成重新得力後的自尊自主。國內對兒童性虐的輔導方起步，期待在這個需要特別信心與勇氣的工作上，有更多心理衛生人力、社區團體一同關注與投入。本文僅就有限的經驗，呼籲推廣及時短期彈性外展式
(outreach)兒童個別輔導。也期盼「激力」的觀點得到更多專業同道的認同，在檢視與性虐兒童的工作中，能對當事人權力被侵奪的困境有更深的同理，對見證生命創傷經驗的復元懷抱更大的信心，對工作關係中專業權力主控和當事人參與自決的議題多一份敏感。雖然短期內兩位當事人的進步令人鼓舞，但相對來看，個案中婦女照顧者以及家庭部份的關懷激力、協助功能重建仍十分不足，而這對當事人的影響仍待長期觀察。「激力」觀念在臨床個別輔導中談論有限，對兒童的運用更不普遍。本文以有限的個案，企圖從性虐創傷復元的過程中驗證輔導中「激力」的作用。這樣的嘗試須要更多研究、實務者給予挑戰、批判。誠然，激力的核心概念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但相信心理衛生或社會工作界不乏烏托邦傻子，會從激力的過程中得力，堅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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